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是否有“约法三章”，党内对此一直是两种说法。
师哲对笔者讲过有约法三章。当时共产国际派师哲回延安参加七大后回莫斯科汇报。师哲这样讲的：
1940年我(从苏联莫斯科)回到延安不久，就听到同志们对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有些议论。因为回国之初决定我还要回共产国际汇报，康生、江青有意识地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，以澄清事实，希望我到国际给他们讲讲好话。
中央党校的党员知道江青经常到主席那，集体写信给党中央，坚决反对主席和江青结婚。中央党校的党员集体写了两次信，要中央书记张闻天转给毛主席。我记得王世英参加签名。从白区来的同志知道江青的底细，她的几次婚变登在报纸上。大家坚决反对她和主席结婚。后来，文革中，王世英受到迫害与此有关。当时上海市委也来过信反对。张闻天在西方生活过，不愿管私人事情。党校学员派代表见张闻天，说：这不是私人的事情。在中国和西方是不一样的。一定要他转达。张闻天不得已将口气和缓的一封信转给主席。主席很生气，决定和江青正式结婚。
事情闹僵了，朱总司令出来圆场。他找了一个办法，说：不要反对结婚，但是我们可以约法三章。第一，不准江青干政；第二，不准江青搞党的工作；第三，不准江青在公开场合和主席平起平坐。主席接受了。对于“约法三章”，江青也不否认，也同我谈过。朱总司令德高望重，一言九鼎，中央党校的干部才平息下来。这样由主席摆了几桌，宴请大家，连张鼎丞都请去了，但是主席不请张闻天。对张闻天转信有看法。（李海文《师哲谈他所了解的江青》《湘潮》2014年第7期）
维特克《江青同志》一书封面
毛泽东、江青是遵守了约法三章的。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，离开了中央党校特别班，并没有进入党的机关工作，而是在一个文化单位工作。这个单位只有两个工作人员，除江青还有杨松的夫人杜晴。笔者1978年到中央党校工作后，与杜晴在一个办公室工作，听杜晴多次谈到江青的情况。这个单位事情不多，江青主要照顾毛泽东与孩子的生活。那时，江青全心全意照顾毛泽东的生活、起居。整风时，毛泽东将江青送到中央党校，交给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彭真。彭真安排她在普通班内学习，审查她的党籍。江青老老实实，不敢胡来。七大后被审查的干部都做了结论，她也做了结论，恢复了组织生活。
在延安，江青一直不敢以毛泽东的夫人自居。在延安，邓颖超和周恩来、康克清和朱德、刘英和张闻天、蔡畅与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夫妇都是成双成对地一起看戏，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。而只有江青不敢、不能做到这点。她看戏只能坐在后面，形单影只。这是江青仇恨老一辈革命者，“文革”中残酷地迫害他们，像疯狗一样地到处咬人的原因之一。
抗战胜利后，江青两次到重庆去。第二次去重庆，不知道她买了些什么东西，竟花了几百万法币，要在中央特会科报销。特会科科长赖祖烈来找师哲审批这笔款项。师哲坚持不批，说：款项不小，等问题搞清楚了再说吧。
维特克（后排中）访问江青期间与张颖等五位助理人员合影
师哲回忆：
江青知道后，抱着几百万边币来找我，表示由她个人承担这笔费用。我不要她的钱，而要她讲清楚到底买了些什么，为什么要从党的特别经费中报销。我问她：“特别经费是作什么用的，你知道吗？”江青没有回话。当时，毛主席就坐在隔壁窑洞里。江青大吵大闹。我火气更高，也大声地同她吵。这时，主席在我们窑洞前走来走去。我明白了，一气之下将桌子掀翻，拂袖而去，堆在桌子上的边币撒了一地。因为弼时支持我，她也奈何我不得。毛岸英过来收拾了屋子。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（《在历史巨人身边——师哲回忆录》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117页）
中央转战陕北时，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留在陕北。周恩来的夫人邓大姐、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，都到了河东后委，只有江青这位夫人留在陕北。她的职务是协理员，也做不了什么工作，还给机关添了不少麻烦。（第170页）
撤离延安的3月18日早晨，江青因害怕，想尽早离开延安，和毛泽东发生争吵，甚至摔杯子。当时，卫士在门外听到屋内的争吵，赶快叫醒了还在睡觉的周恩来。江青看见周恩来进来了，才悻悻离开。《随党中央转战陕北——周恩来卫士王还寿的回忆》，见李海文主编《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亲历记》上编，第280－281页）
江青在陕北主要是照顾毛泽东。转战陕北后，她自认为有了政治资本。1948年5月毛泽东到西柏坡后，她在路上截参谋送给毛泽东、周恩来的电报看。其实她也不敢多看，怕耽误时间，被毛泽东发现后挨批。但是，就是要摆出她有这样的特权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青在文化部任电影事业指导委员。后来才到中宣部任文艺处长。当时中央机关机构精干，处长就是局长。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她定为九级。当时局长一般是八、九、十级。她作为1933年第一次入党，1937年10月重新入党的人来说并不过分。那时，她生病很少工作，用她的话说是“偶尔露峥嵘”。一直到1963年她插手京剧改革才开始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，开始干政。“文革”期间她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，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，林彪为了感谢江青的帮助与支持，特地将江青的级别由九级提为五级。九大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。飞黄腾达，不可一世。“文革”十年，她无法无天，罪恶滔天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1981年她被判刑。
1966年7月25日，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副组长江青到北京大学，挑动学生造校领导、工作组的反
写到这里，笔者不由得想起一个笑话。1980年在特别法庭上，江青对着台上审判她的人大叫：“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，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，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？！”（阎长贵：《江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？——漫议从蓝苹到“文革”中的江青》，《领导者》2013年第3期)“文革”中不少干部挨斗，他们常常生气地对台下斗争的人说：“我们革命时，你们在哪？！”台下的红卫兵、群众无言以答。此时，江青套用此话，因为这是她最自豪的一段历史，终于补上像邓颖超、蔡畅、康克清、刘英等中央领导人夫人长征的一课。但是，她没有想到，她的话竟然引起全场哄堂大笑。为什么？因为坐在台上和台下旁听的人不是十几岁的红卫兵娃娃，而是将军、部长和参加过战争或地下工作的同志。毛主席在陕北指挥作战时，大家在哪？！都在前线指挥、组织打仗、支前，在敌人的心脏里拼命。战争是打赢的，是靠全国战场的军民流血牺牲奋斗取得的；不是当个协理员，爬山时还要两个警卫员架着，跟着毛主席走走，就能胜利的。大家笑，笑江青太无知；大家笑，笑江青太狂妄。这笑声是对江青的蔑视。江青的自作聪明，得到的是自取其辱、自讨无趣。
（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）
《世纪》2017年第1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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